導讀：中國這一次制度升級，可能是斯密式增長、凱恩斯式增長、索洛式增長、“諾斯式增長”（自定義）的結合體。但是，每一個領域，都有其不同的增長邏輯；側重點不同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，決定了增長速度的快慢。

中國這一次制度升級，可能是斯密式增長、凱恩斯式增長、索洛式增長、“諾斯式增長”（自定義）的結合體。但是，每一個領域，都有其不同的增長邏輯；側重點不同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，決定了增長速度的快慢。

圖片來自“東方IC”

去年8月，華強北重金打造的商業街開放，原來的車行道被整齊美觀的步行街替代，一條號稱“全國最長地鐵商業街”扭轉了舊工業區遺跡的糟糕形象。這是深圳市近年城市更新的主要項目。

如今華強北步行街上，令人厭惡的拖車聲少了，人流、嘈雜聲以及月入過萬的職業乞丐也少了。但是，華麗、大氣卻隱藏不住這條“中國電子第一街”寒意。

從2002年至2007年，華強北借助摩托羅拉和諾基亞功能手機、MP3\MP4、電子游戲機，迎來了第一個高峰期。

2007年，蘋果發售第一代iPhone手機，人類進入智能手機時代，華強北浪潮再起。

但是，次年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，電子加工遭遇重創、出口斷崖，一時風聲鶴唳。

2009年1月7日，中國提前一年發放3G牌照，期望3G成為抗擊經濟危機的一支“騎兵”。

在智能手機和4G的刺激下，華強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電子浪潮，進入了“狂野時代”。

那些年，全球電子商家及貿易商云集此地，整條電子街生意火爆、熱鬧非凡、擁擠不堪。受摩爾定律驅動，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快速更新換代，芯片、電路板、二極管等零配件，以及手機殼、保護膜、充電寶等互補品規模快速膨脹。

這股洪流創造了一個屬于中國電子市場的創富奇跡。中國2/3的上市公司，賺的不如一個賣手機殼的多；華為工程師不如手機貼膜商賺得多；深圳白領收入不如華強北職業乞丐收入高。

2013年，國際電子市場出現波動，外貿形勢嚴峻。加上，當時因深圳地鐵七號線建設，封鎖了華強北部分道路，電子街市場承受巨大壓力。

但是，修筑地鐵的圍欄，擋不住時代的浪潮和華強北的好運。

2013年12月4日，工信部乘勝追擊，發放4G牌照。

4G時代徹底釋放了智能手機的能量，“下沉市場”崛起，華強北、互聯網巨頭分享了巨大的移動互聯網紅利。

此后，小米、華為、OPPO、vivo為代表的國產手機、無人機、LED、機器人、虛擬現實、新型可穿戴設備、比特幣礦機、直播設備等再起漣漪。

虎牙、斗魚、熊貓、快手都是4G之后涌現的“下沉市場”，他們加快了手機更新換代，給華強北帶來不少拍照手機、智能麥克風、直播設備、外置音箱以及鏡頭、屏幕等零配件銷量。

但是，2017年全球手機銷量進入拐點，首次下滑了100萬臺，報收14.72億臺；2018年下滑到14.049億臺。同時，比特幣礦機、直播設備紅利消失，無人機、機器人、虛擬現實尚未徹底爆發。

華強北電子市場寒意撲面而來，不少商家撤離，大量店鋪空置，人氣一落千丈，與嶄新的地下街形成鮮明的反差。

所幸的是，5G來了。

華強北的商家們，都盼望著5G紅利，能夠再拉一波，5G電子設備大更新，拯救低迷的電子市場。

2018年，中國面臨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”，中國與美國關系波云詭譎，國內經濟換檔降速。2019年6月6日，工信部再次提前發布通信牌照，中國正式進入5G時代。

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《5G產業經濟貢獻》，預計2020至2025年，我國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達10.6萬億元，5G將直接創造超過300萬個就業崗位。

這一次，華強北的好運能否延續？5G時代，能否再創3G、4G奇跡，肩負起穩增長、創巨富的奇跡？

從3G到5G，移動通信牌照一次又一次地扮演“救火隊長”，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，其背后的經濟邏輯是什么？

與5G升級類似的是，汽車業也在推行新的技術標準。中國近年出臺了“國六”標準（國家第六階段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標準），同時大力鼓勵新能源汽車。

不過，與5G技術升級備受期待不同，今年中國汽車業可謂“冰火兩重天”：一邊是汽車整體銷量大幅度下滑，汽車駛入寒冬；一邊是互聯網、房地產等造車新勢力大舉進入新能源汽車。

汽車業的技術升級能否激發一波市場紅利？

與汽車領域的技術標準升級類似的是，中國正在大力提升工廠環保標準、城市美化標準。各大城市正在大搞城市更新項目，即將鋪開“史上最嚴”的垃圾分類制度。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正在試點的垃圾分類，以及深圳的舊改與燈光秀。

近年，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制度性升級。

通信、汽車、能源、環保、城市、衛生、安全等領域的技術、產業、產品以及公共標準都大幅度提升。很多生意人都明顯感覺到，“以前能這樣搞的，現在都不能搞了。”

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，日本、美國以及歐洲國家也經歷了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級，產業、產品、技術標準得到提升，消費安全及福利大幅度增加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車安全領域的召回制度以及食品農藥殘余標準。

如今，這場制度性升級意味著什么？

標準提升，帶來的社會效益不可估量，但經濟效益如何？能否在經濟換檔下行中拉動經濟增長？是否可以提升消費福利？

標準升級能否推動邊際曲線右移？

中國是全球少數在眾多領域都有獨立標準的國家。不過，在奶粉飲品、自來水、食品農藥殘留、石油柴油、汽車安全、移動通訊、氣體排放、垃圾處理、駕考標準、學術論文等眾多領域的技術及產品標準都有待提升。

中國制度性提升這些領域的標準，最大好處應該是提升了國民的消費安全及健康指數。

從西方的經驗來看，制度性升級可以倒逼企業提升技術標準，增加產業投資，促進產業升級及技術換代，提高產品質量，增進消費體驗，甚至引發一場高質量的消費革命。

制度性升級，是一次多維度的經濟增長方式。

新制度經濟學家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·諾斯認為，在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，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。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及變遷將技術成果鞏固下來（制度變遷理論）。如產權制度保護專利鼓勵創新，產業激勵制度刺激新能源汽車發展。

中國這一次制度升級，可能是斯密式增長、凱恩斯式增長、索洛式增長、“諾斯式增長”（自定義）的結合體。但是，每一個領域，都有其不同的增長邏輯；側重點不同，化解矛盾的方式不同，決定了增長速度的快慢。

下面對5G、新能源及“國六”、垃圾分類、城市更新，分別考察技術標準、產業標準（制度）、公共政策、經濟政策（財政及貨幣政策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，并解析其中的增長邏輯。

5G：考察技術標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

國六：考察產業標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

垃圾分類：考察公共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

城市更新：考察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

一、5G增長邏輯：斯密式增長+凱恩斯式增長+索洛式增長，以效率型增長為主。

5G是斯密式增長、凱恩斯式增長、索洛式增長的合體，由技術創新驅動，前期政府投資拉動，后期消費市場刺激。

5G是一種典型的技術標準，但也是一種產業標準。

這里主要考察技術標準升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。5G通訊技術標準的提升，可以大幅度地推動邊際收益遞減曲線右移。

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，2009年3G技術投入商用后，行業收益率從高逐漸走低；緊接著，2014年4G投入商用，直接將通信及相關領域的邊際收益率直線拉升；到2019年通信領域的邊際收益率又遞減到較低的位置，政府提前發放了5G牌照，次直線拉升邊際收益率。

這是技術革命，尤其是底層技術標準升級促進經濟增長的經典走勢圖。雖然邊際收益率呈現遞減規律，但是新技術可以將邊際遞減曲線右移，一次性拉高投資收益率，實現規模經濟。如此，反復波浪式前進，經濟持續遞增。

預計，5G將開啟一個萬億級別的規模市場。

目前，中國已部署了“環江西帶”5G示范城市，預計2020年開始投入商用。5G將促進整個通訊電子以及相關產品更新換代，包括主設備、系統集成、基站天線及射頻器件、小基站、光纖光纜、各類電子產品，以及智能汽車、智能醫療等。

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《5G產業發展前景預測與產業鏈投資機會分析報告》數據顯示【1】：

在直接產出方面，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，預計當年將帶動約4840億元的直接產出，2025年、2030年將分別增長到3.3萬億、6.3萬億元，十年間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9%。

在間接產出方面，2020年、2025年和2030年，5G將分別帶動1.2萬億、6.3萬億和10.6萬億元，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4%。

預計在2023年直接和間接產出的邊際收益率逐漸開始遞減。5G比4G、3G更具外溢性，很可能在中后期帶動智慧醫療、智能汽車等相關產品增長，從而間接產出增加。所以，5G邊際收益率遞減的過程中可能會有短期上漲的波動。

5G增長屬于良性的效率型增長，即受消費市場刺激，也受政府投資拉動，根本上是技術驅動。

2020年，運營商網絡設備投資是重點，預計投資金額超過2200億，占5G設備支出比重超過80%。到2024年，設備年投資額開始下降。其中，包括不少政府投資以及政策激勵，以刺激有效需求不足，拉動經濟增長。因此5G增長也有凱恩斯式增長成分。

二、新能源及“國六”增長邏輯：產業制度升級增加私人成本，降低交易費用，倒逼技術升級。

應用性技術的緩慢進步，無法一次性直線拉升邊際收益率，除非底層技術革命。

電動汽車的歷史比內燃機汽車還早。在1881年法國工程師古斯塔夫·特魯夫就制造了第一輛鉛酸電池三輪車。這比卡爾·本茨制造出燃油汽車要早五年。

1900年，歐美出售的4200輛汽車中，40%是蒸汽機車，38%是電動汽車，只有22%燃油汽車。但是，此后電動汽車技術進展緩慢，電池續航能力差，成本及售價高昂，投資收益率很低，一直無法大規模商用。

反觀，內燃機技術取得了革命性進步，燃油汽車技術更加穩定成熟。再加上福特發明了流水線生產，成本大幅度下降，推動了汽車邊際收益率右移，吸引大量資金投產，汽車從此走進了歐美千家萬戶。

受環保主義及石化能源緊缺影響，如今全球汽車業的方向再次回到電動汽車。日本、韓國及部分歐美國家大力發展氫能源以及氫燃料汽車，還有一部分國家則發展鋰電池以及純電動汽車。新能源汽車能否規模遞增，關鍵看電池技術創新、成本及商用程度。

“國六”屬于產業標準，屬于制度性升級，而不是純粹的技術性升級；考察產業標準升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。

“國六”是指“國家第六階段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標準”，于2019-2020年間開始實施。目的是通過提升汽車污染物排放的限值，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，保障人體健康。

理論上，制度性升級可以促進邊際遞減曲線右移，實現規模報酬遞增。制度性升級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式促進經濟增長：

一是通過制度變遷增加私人成本。

當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時，比如汽車、工廠排污，就會造成福利損失，甚至發生公地悲劇，公共環境受到污染。“國六”出臺，實際上增加私人成本，促進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平衡，以恢復市場效率，避免福利損失（庇古的私人及社會成本理論）。

二是通過制度創新降低交易費用。

比如產權制度、專利法可以降低信息搜尋、合同糾紛、交易風險等成本。又如汽車召回制度可以降低合同糾紛、反復訴訟的成本。

科斯認為，產權制度可以解決以上庇古提出的問題。只要產權明確，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下，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，即效用最大化（科斯定律）。

三是通過制度升級倒逼技術革新。

這是第一點的延伸。排污標準提升，為什么會促進市場恢復效率？原因是，環保標準提升，會倒逼企業改進技術，提高經營效率，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，新一代汽車大規模商用，實現規模報酬遞增。

有人提出，環保標準提升后，很多企業因成本增加而被迫關閉。這個鍋不應該是環保標準的提升。

因為在低標準下，企業之所以能存活實際上是以污染環境為前提，損失了社會福利。如今提升其排放標準，實際上讓其歸回正常，并不是提升了他的成本，而是讓他的成本恢復到本應該承擔的程度。如果企業因此倒閉，屬于正常的市場淘汰。成本恢復到應有的水平，短期壓力會增加，但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倒逼技術創新。

所以，制度（產權制度、產業制度）創新、升級，與技術創新是一樣，都可以推動邊際曲線右移，促進經濟增長。只是制度不同，效果也不同。產權制度可能帶來增長率快速提升；產業制度作用相對間接，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

將新能源與“國六”標準結合，可以得出一條制度升級倒逼技術創新的增長曲線（上圖綠色曲線）。其特點是：

第一，產業標準的提升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間接性的，傳導機制緩慢。

與3G、4G、5G引發的效率革命不同，國四、國五標準都沒有倒逼汽車爆發科技革命，只是促進汽車節能方面的技術提升。國四、國五標準對邊際收益率的提升非常有限，增長率波動幅度遠遠小于通信及電子行業。

國六能否間接倒逼新能源技術革命？

隨著國六標準的實施，國五標準汽車將逐步淘汰，車企面臨“國六”的環保壓力，是否會加大對新能源技術的投入？

若新能源汽車，如電動汽車沒能爆發技術革命，那么增長曲線也會如國四國五一樣平庸。

若氫燃料技術或其它新能源技術獲革命性突破，那么收益率會大幅度拉升，大量汽車更新換代觸發規模經濟，引發一場汽車及新能源產業革命。

三、垃圾分類的增長邏輯：公共政策升級降低交易費用，但作用具有發散性及滯后性。

近期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了“史上最嚴”的垃圾分類政策。該政策要求，到2020年底，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，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；2025年前，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。

垃圾分類，是一項公共政策。通過對垃圾分類的研究，考察公共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。

首先，公共政策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。

根據巴澤爾、諾斯的國家理論，公共政策屬于公共用品，其作用是降低交易費用。這屬于“斯諾式增長”。公共政策如何降低交易費用？

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理解，如果公共用品不足，公共衛生糟糕，情況會怎樣？

近代歐洲，由于生育率上升，人口向城市集中，公共用品供不應求，城市自來水、公共廁所、排污系統、垃圾處理、公共衛生教育等嚴重不足，導致鼠疫、霍亂等傳染病反復大爆發。

直到1830年代，在霍亂的威脅下，英國才成立中央衛生委員會，由查德威克（經濟學家邊沁的秘書）推動公共衛生改革，通過了第一個強制性的衛生法案。美國、德國等隨后跟進，逐漸建立城市污水系統、公共廁所等公共衛生設施。

強制垃圾分類，升級公共衛生標準，可以降低瘟疫、疾病傳播帶來的風險，降低整個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，有助于營造宜居、宜商、宜創新的城市環境。當今世界，經濟最發達大城市如東京、倫敦、紐約，都是公共衛生俱佳的城市。

但是，公共政策降低交易費用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間接的、擴散性的。

其次，公共政策增加私人成本倒逼技術進步、經營效率提升。

這一點與“國六”的邏輯是一樣的。提升公共衛生標準，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公共環境淪為“公地悲劇”。強制垃圾分類，是通過增加個人、企業的私人成本，使之與社會成本平衡，從而避免福利受損。

由于公共衛生屬于公共產品，無法通過科斯的私人產權的方式來解決，只能依靠“庇古稅”，即增加稅收或罰款。

中國主要生活垃圾構成是廚余垃圾，比重超過60%。廚余垃圾不但量大、且容易變質腐爛，處理起來困難，增加公共衛生的成本。強制垃圾分類后，可以降低處理的成本，同時可能倒逼酒店、超市、菜市場及相關產品的技術提升、效率改進。

例如，帶包裝的精品菜可能會增加，清理好的蔬菜、殺好的魚可以大大減少城市廚余垃圾。清理廚余垃圾的技術進步，可以降低酒店、菜市場處理垃圾的成本。

這屬于“斯諾式增長”疊加索洛式增長。

最后，公共政策直接拉動公共消費。

強制垃圾分類實施，大量的公共衛生設備需要更新和新建，同時清潔工人及相關人員增加不少。這在有效需求不足時，屬于凱恩斯式增長。

據住建部介紹，目前，全國46個重點城市分類投放、分類收集、分類運輸、分類處理的生活垃圾處理系統正在逐步建立。

這46個重點城市已配備廚余垃圾分類運輸車近5000輛，有害垃圾分類運輸車近1000輛。在重點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入戶宣傳已超過1900萬次，參與的志愿者累計超過70萬。

2019年將計劃投入213億元加快推進處理設施建設，滿足生活垃圾分類處理需求。

所以，公共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由公共消費拉動、交易成本下降、倒逼相關產業技術進步疊加而成的。其中，公共消費拉動短期作用明顯，交易成本下降和相關產業技術進步都存在滯后性和不確定性。

所以，公共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收益率走勢圖（如上圖黃色曲線），是一條存在不確定性的曲線。整體上，邊際曲線右移時間緩慢，邊際收益率提升不大；若公共消費拉動可以帶來短期增長，但衰退也很快。

四、城市更新的增長邏輯：混合型、復雜性。

城市更新的增長作用比較難判斷，更新項目繁多、花樣各異，有公共消費（種植花卉、燈光秀），也有公共投資（修路搭橋、建設福利房），也有私人消費及投資（舊改）；有凱恩斯式增長，也有斯密式增長，還有索洛式增長。

下面以修路、舊改、燈光秀為例。

修路拉動GDP，是一種凱恩斯式的共識。

修路搭橋是一種準公共用品投資，政府是投資主體。若修路搭橋是正常需求，那么政府的投資有助于經濟增長，只是效率相對偏低。其增長邏輯是，城市道路作為準公共用品，其建設可以直接拉動增長，同時可以降低交易費用。

若有效投資或消費需求不足時，政府借貸投資，這屬于凱恩斯式增長。這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有限，前期投資拉動作用明顯，后期遞減迅速。

所以，公共用品的投資效率都偏低，修路的邊際收益率比較低，且波動很小；更好的道路可以降低交易費用，間接提升邊際收益率，但是時間上具有滯后性。

正常需求下的舊改，主要是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及消費行為，符合斯密式增長。但是，城市舊改，基本上是政府主導，其中不少包含棚改貨幣化項目。貨幣化的加入，通過政策性銀行提供棚改貸款，具有明顯的凱恩斯式增長的因素。

棚改貨幣化的城市舊改，與短期的地方財政收入及經濟增長息息相關。短期內促進增長，但投資收益率遞減明顯，后期增長乏力。

所以，市場驅動的舊改的邊際收益率非常穩定，政策在短期內容易出效果。

燈光秀，是近年城市的特色。燈光秀與種植鮮花綠植類似，都屬于公共消費品。其增長邏輯與垃圾分類公共政策類似。

燈光秀可美化城市，增加公共福利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，降低市場交易費用，降低了企業搜索、聘用人才的成本。這對深圳這座移民城市來說是比較重要的，屬于斯諾式增長。

不過，燈光秀或許也存在“索洛式增長”。燈光秀相當于政府采購，促進LED技術的進步。LED技術創新，具有擴散性，可以提高整個產業及相關產品的收益率。

早在1995年，日本松下公司就在高達634米的晴空塔（Tokyo Skytree）上安裝了1995臺LED照明燈組成的百變服飾，向世人展現了變幻莫測的燈光秀。

這套燈光秀背后的核心技術是精準控制的數字控制系統。在此基礎上，松下公司對電路技術、導光技術、控制技術、散熱技術等方面進行改進，然后將燈光控制系統運用到家庭消費領域。

未來幾年，預計LED 技術可能用有可編程能力及固態照明 (SSL) 方案來改變照明市場。

燈光秀的收益率走勢有可能出現兩種：一種是LED及相關技術創新，快速拔高邊際收益率；另一種是技術無突破，走勢平庸。

城市更新比較復雜，但歸根結底還得走到市場驅動技術升級這條路上來。正如華強北的舊改——建設一條靚麗的商業街，難以扭轉電子市場的低迷。復興華強北，還得看5G。

投資、消費，何為手段，何為目的？

不過，以上的分析存在一個缺陷，那就是忽視了消費承受力。

“國六”標準提升了排放標準，降低了尾氣污染，但若消費者無法承受因此帶來的成本增加，導致車企滯銷，消費福利下滑，同樣不利于經濟增長。

垃圾分類作為公共政策亦同理，若因此帶來的成本增加是居民、酒店、商超無法承受的，那也會適得其反。

另外，5G、城市更新、垃圾分類都會涉及到不少政府投資，若政府需要大規模舉債，依靠信貸寬松來實現，亦值得考究。

這是一個人人都懂的經濟常識。但是，在經濟學及經濟政策中，卻經常被忽視。主要原因是凱恩斯式政策常態化，混淆了經濟增長的手段與目的。

凱恩斯反對節儉，認為擴大需求才能促進經濟增長。有一次他在酒店故意把毛巾被褥弄亂，并打趣說，這樣可以增加清潔工的就業。

實際上，凱恩斯存在三個誤區：

一是忽視了消費承受能力。

有效需求（有欲望，有能力）才是真正的需求（這原本是凱恩斯的主張），過度透支消費容易引發資產負債表危機。

二是站在“上帝的視角”——這對市場來說是致命的。

經濟學家分為兩派，鼓勵消費和主張節儉。其實，節儉或消費，不能鼓勵，也不能反對，應該讓個體自由發揮。節儉或消費，都是市場個體的選擇，若以“上帝的視角”提供傾向性主張或政策，則容易導致市場失去博弈的活力，甚至市場失衡。

三是混淆了目的與手段。

凱恩斯長期將增長看成是目的，消費、投資只是增長的手段。但實際上，消費才是目的，投資、增長都是服務于消費，促進消費福利增加。

不過，其實凱恩斯是極為靈活、實用的經濟學家。哈耶克說，若凱恩斯活到七十年，他會適時改變主張，寫出“供給主義”（與其相對的供給學派）。現在宏觀經濟學的很多錯誤，實際上是凱恩斯追隨者隨意發揮、教條式堅守的結果。

凱恩斯強調他的主張是“短期”的經濟政策，而非長期；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，政府向社會借錢增加投資來拉動增長。

但是，后凱恩斯主義者及施政者失去了凱恩斯的“靈性”：

一是將凱恩斯式政策常態化，長期依賴于擴張性經濟政策刺激增長；

二是將財政政策擴大到貨幣政策，貨幣寬松支持財政融資。

凱恩斯主義最偉大的貢獻是極大地拓寬了經濟學研究的視野，人們可以從各種宏觀數據上分析經濟走勢。

但是，宏觀經濟學卻嚴重顛倒了經濟增長的目的與手段。

我們通常說，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：消費、投資和出口。這種主張具有誤導性。

實際上，消費是馬車上的主人，投資和出口（本質也是消費）都是拉動馬車的兩匹馬，消費是馬車上的主人，驅動馬車前進，同時享受增長的成果。我們真正追求的是消費福利，即消費帶來的滿足感、幸福感以及成就感。

如果過度透支消費，任何方式的增長都是偽命題。

以下我們加入消費因素，考察技術標準（5G）、產業制度（新能源及國六）、公共政策（垃圾分類）、經濟政策（城市更新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。

5G：技術性消費由市場決定。

技術與經濟之間是什么關系，誰決定誰？

1982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喬瓦尼·多西提出“技術范式-技術軌跡”理論。這個理論指出，技術范式以自然科學的原理為基礎，不以人的喜好為轉移；技術軌跡由經濟因素決定。

所以，5G是否如4G一樣能夠產生規模經濟，完全取決于市場。若技術成熟，進入大規模商用，成本快速下降，可以實現規模經濟。正如當年福特發明流水線之后大規模制造的廉價汽車——T型車。倘若像1900年代的電動汽車，則因技術不穩定、成本高昂而無法產生經濟效益。

技術不成熟或不具成本優勢，則無法快速拉高邊際收益率，推動右移邊際曲線右移。

5G提前一年發放牌照，未來能否如期產生規模經濟，關鍵看5G技術的穩定性及成本。

新能源及“國六”：基于消費需求的產業政策根據推動力。

新能源技術的邏輯與5G類似，都由消費決定。但是，新能源技術與產業政策相關，“國六”能否倒逼新能源技術創新？“國六”標準是不是消費驅動？

中國在2013年開始實施“國五”標準，到2018年才全面覆蓋。然后，2019年加速“國六”標準落地，現已有部分城市實施。

從排放指數來看，“國六”的排放標準要比“國五”嚴格50%以上。若實施“國六”，碳氫化合物（HC）和氮氧化合物（NOx）就要減少一半以上。

不僅如此，“國六”二階段的排放標準甚至比歐六標準都要降低30%。目前，歐洲國家還是第五階段標準，相當于我們的“國五”。

與國五不同，國六標準還沒有實驗，就直接實施。原因是，國六標準比較高，國內找不到符合國六標準的發動機。

中國市場能否承受如此之高的標準？

預計，國六標準每臺車將增加5%-10%的成本，平均到車上至少要多1萬多元。增加的成本，或許由車主、消費者共同分擔。當前汽車整體銷量斷崖式下跌，成本增加會向車企傾斜。如此，汽車廠商能否承擔相應的成本？

汽車廠商考慮成本太高，是否會轉向開發新能源汽車？

寶馬研發總監弗羅里希認為，“沒有消費者對純電動汽車有需求。一個也沒有。是監管機構對純電動汽車有要求。”

他的意思是當前純電動車的市場需求是政策驅動的。如果有足夠的補貼激勵，他們可以在歐洲市場推出100萬臺純電動車，但歐洲消費者不會買，因為歐洲不需要純電動車。

歐洲的情況與中國有所不同，歐洲燃油車的排污指數非常低，對空氣污染程度很小。不論從價格還是環保需求，純電動車在歐洲都無法對燃油車構成挑戰。這是歐洲消費者決定的。

但是，我們不能忽視產業政策即新能源補貼、國六，對電動車的驅動。

在歐美國家，產業政策本質上是消費者借助政府之手來實現，并以此驅動技術升級。但是，根據“阿羅不可能定理”（詳見智本社讀書會阿羅的《選擇的悖論》），公開投票也未必能夠保證產生合乎大多數人意愿的產業政策。

所以，產業政策對技術的倒逼未必完全是消費決定。不科學的產業政策，不但無法推動技術進步，還可能讓情況更加糟糕。

例如，日本政府曾經大力扶持煤炭工業，但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導致煤炭工業瀕臨破產。此后，日本為了調整能源結構，大力支持核能發展。但是，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，日本又自我否定了這一能源方向。

此后，日本開始去核化，鼓勵豐田等企業開發清潔能源氫燃料，并提出了“氫能源基本戰略”。目前，日本的氫能源及氫燃料汽車處于世界領先水平，但距離大規模商用還有待時日。

這一次，日本押注氫能源能否成功，有待氫燃料技術進步的檢驗。若技術不穩定，經常引發安全事故，那么，這一產業政策將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。

日本的能源結構轉型歷史，基本上由政府產業政策驅動，也有能源消費需求轉型的因素。

所以，基于消費驅動的產業政策，更具有驅動力。

垃圾分類：在制度成本與交易費用中權衡。

有人說，上海人被垃圾分類逼瘋了。強制垃圾分類，最大的爭議來自對私人成本的增加，可能還是無法改善公共衛生環境。

這實際上是一道計算題。強制垃圾分類存在制度成本，但其可以降低交易費用，關鍵看制度成本更大，還是交易費用更大。

強制垃圾分類的成本包括分類系統及配套建設費用、新增人工費用、督查費用，以及用戶學習分類的時間成本、因垃圾分類帶來的消費升級額外增加的費用。

日本的大城市公共衛生環境全球首屈一指，但私人承擔了大量的垃圾分類及處理的成本。白天街道上垃圾桶很少，市民出行自備垃圾袋。

垃圾分類實施的前期，市民需要學習分類技能，以及改變習慣，這個階段成本會大幅度上升。畢竟改變習慣是艱難的，教育及監督成本不低。但是，一旦習慣養成，標準化的分類，可以大幅度降低社會成本。

清潔的城市環境是宜居、宜商的基本條件，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城市。分類垃圾的處理成本會大幅度下降，公共衛生費用如疾病滋生等也會下降。這也就間接地降低了交易費用。

所以，垃圾分類，衛生標準到什么程度適宜，完全取決于市民能夠承擔的成本。

城市更新：政府需求替代市場需求，財政能力及貨幣政策是關鍵。

城市更新的推動者以政府為主，市場為輔。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，是推動城市更新的主要手段。

不過，城市更新到什么程度為宜？道路一年更換8次鮮花是否過于頻繁？每年修一次的道路是否過度？市民是否需要豪華公廁？

這些問題其實并不好回答。

若以凱恩斯主義的主張，在經濟下行、有效需求不足時，修路搭橋、更換鮮花、建設公廁都可以促進經濟復蘇。

若按照貨幣主義的主張，什么時候修路，能否消費得起豪華公廁，完全由市場決定。

在預算軟約束、銀行非獨立性的國家，修路搭橋基本上由政府決定。即使預算受控的政府也有一定的自主權，也能決定綠植更新等事項。

國會及政府是間接執行市民、消費者的需求，效率不如市場，不能表達消費需求。

所以，若缺乏公共決策機制或公共決策效率低，城市更新則無法完全由市場決定。市場的力量，無法倒逼城市公共用品升級，從而降低交易費用。

此時，政府需求替代了市場需求，政府的財政收入，決定了其投資及消費能力。若以債務型、貨幣化的方式推動城市更新，對經濟增長是不利的。若財政自主、杠桿率低，且財政使用效率高，有助于公共福利增加及經濟增長。

宏觀調控、制度建設，制度性升級的主角是誰？

近些年，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制度升級。

金融、環保、通信、公共安全、城市更新等眾多領域的標準升級，加速了產業更新，強化了市場監管。這場廣義的制度性升級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模式各異、效果不同。

早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歐美國家爆發過一次密集的制度性升級，消費保護主義開始崛起。

這場運動的發起者是一位名叫拉爾夫·納德的美國律師【5】（詳見《消費維權史|“每個人都該感謝他”》）。此君，被譽為“美國第一公民”，是消費者的保護神，曾多次“攪局”美國總統大選。

納德于1959年發表了一篇名為《你買不到安全的汽車》一文。他在文中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——汽車廠商為迎合消費市場，在汽車設計及制造上追求時尚、速度，而忽略安全。

當時美國主流觀點是交通事故源自駕駛速度過快及個人操作不當，而不會想到汽車廠商在設計及制造上的缺陷。

這篇文章后來引起了聯邦政府勞工部部長助理莫伊尼漢的關注。莫伊尼漢請納德來白宮擔任汽車安全政策相關的顧問。

此時，美國總統約翰·肯尼迪在國會發表了《關于保護消費者利益的總統特別咨文》，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費者的“四項權利”（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的由來）。美國政府試圖在消費者方面有所作為。

1965年11月，納德撰寫了一份調研報告——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：美國汽車設計埋下的危險》，開始掀起一場改變人類消費歷史的權益運動。

納德在書中第一章便拿通用汽車開刀，批判當時最為風靡的一款車型——通用汽車的科威爾（Corvair）。納德指出這款車在設計上存在缺陷——懸掛系統的缺陷會使車子劇烈打滑并導致翻車。事實上，通用汽車的工程師早已發現這些問題。但是，公司領導拒絕解決這些安全隱患，原因是每輛車的改進需要花費15美元。

后來，通用公司采用恐嚇、調查等不光彩的手段打擊納德，最終被媒體曝光，輿論一片嘩然。

參議員里比科夫領導的一個委員會要求通用汽車總裁詹姆斯·洛希到國會，當面解釋這起卑劣的調查及騷擾事件。于是，汽車設計安全問題被大肆報道。美國公眾很快接受了納德關于“汽車設計缺陷存在安全隱患”的主張。

納德說服了艾奧瓦州的首席檢察官勞倫斯·斯卡利斯于1966年1月舉行了關于汽車安全問題的聽證會。這次聽證會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。會后，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。

同年6月，美國國會通過了《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》——第一部缺陷汽車召回法案。

緊接著，納德協助NHTSA制定了ABS、安全帶、安全氣囊、汽車消防等我們今天熟知的安全標準。

1969年12月12日，拉爾夫·納德登上時代周刊，一時風光無限。時代周刊調侃他為“最難纏的消費者”，向全世界宣告：“每個車主都該感謝他”。納德因此被稱為“汽車召回制度之父”。

第二年，日本運輸省修改了《機動車型式制定規則》，效仿美國制定了汽車召回制度。此后，歐洲德、英、法等國陸續出臺汽車召回制度。

汽車召回制度到底對汽車產業是否有幫助？

美國召回制度出臺的當年，亨利·福特二世抱怨說新的汽車安全標準：“不合理、武斷、技術上不可行……如果我們不能達標只好關門了。”但到1977年，福特二世承認：“要是沒有一條聯邦法律，我們的汽車是不會有現在已有的安全性能的。”

汽車召回制度以及一系列汽車安全標準，實際上降低了汽車行業的交易成本，避免了反復訴訟、消費糾紛等交易成本，降低了因汽車安全問題產生的社會成本。

汽車召回制度的出臺，安全標準的升級，本質上反應的是市場需求的提升，有助于倒逼汽車安全領域的技術進步。

在汽車安全領域取得成功后，名聲大噪的納德組織一群“納德戰士”，繼續向消費侵權及安全領域發起“堂吉訶德式”的進攻，并且碩果累累。

“納德戰士”分別對空氣和水污染、食品安全、大企業侵權以及食品和藥物管理局（FDA）、州際商業委員會（ICC）、個人隱私等眾多領域發起攻擊。

納德戰士的手段“快準狠”，每一份調查報告都打到點子上。在1970年代，納德的行動直接推動了《天然氣管線安全法》、《控制輻射保障健康安全法》、《聯邦煤礦健康與安全法》、

《信息自由法》，以及規范屠宰業的《肉類衛生法》等一系列法案的出臺。

納德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樹起消費權益的大旗，推動了美國建立一套完整的消費保護法案。他也被譽為“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”。

在納德之前，消費權益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，政府也沒找到太多理由干預企業經營，以保護消費者權益。二戰之后，美國經濟進入繁榮周期，迎來了消費大時代。

到了六七十年代，美國消費升級，高品質的需求推動消費主權覺醒。納德成為了站在時代風口上，捍衛消費主權的領軍人，“納德戰士”推動了消費文明。

美國這一輪歷史性的消費制度升級，給予我們以下三個重要啟示：

一是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增進消費福利。

納德促進農業殘余、電信安全等立法，都是從消費市場出發，最終都是落實到提升消費福利。

制度性升級應該從終端出發，由市場驅動、消費升級倒逼公共政策出臺，強制整體提升安全、健康、衛生、更高質量等消費福利。

只有市場驅動的制度性升級，才是有效的需求，才能推動邊際曲線右移，拉高邊際收益率。

公共政策、經濟政策、產業制度以及其它制度，都要以提升消費福利為目的，讓市場自由啟動，不以“上帝視角”隨意拔高標準，透支消費需求，強制刺激經濟。

二是基于消費福利的制度性升級必須系統而全面。

“國六”只是汽車排污標準的升級，但石油燃燒標準、汽車撞擊安全標準、新能源電池安全以及環保標準等同等重要。

要想促進新能源汽車發展，必須解決電池續航及安全性問題，電池回收處理問題，從技術上打消消費者對電池車爆燃的擔憂。同時，這一技術的成熟度必須能夠大規模商用，才能把成本下降到消費者可接受的范圍。如此，才能推動規模經濟遞增。

但是系統性的升級，需要以消費升級為驅動，否者市場承受不住。市場是一個自發程序，市場知道哪些地方要升級，哪些地方還能忍著。

三是公眾政策是“第三只手”。

在“納德戰士”的推動下，快速而密集的立法促使經濟學家發現，在市場與政府之外，還有第三只手，那就是憲則、制度、公共政策。

布坎南、哈耶克、阿羅、諾斯等一批經濟學家都將目光轉移到公共力量之上，訴諸于公共決策及憲章，來約束“無形之手”私權和“有形之手”公權的過度擴張。

斯密發現了市場的力量，凱恩斯發現了政府的力量，布坎南等發現了公共政策的力量。

制度性升級，發端于市場，借助公共政策之力，倒逼技術進步。這種我稱呼為“諾斯式增長，或許”布坎南式增長“更為準確。

制度性升級的增長邏輯，并不依賴于宏觀調控，因為宏觀調控強調“逆周期調節”和“相機選擇”。這不符合制度性升級提升消費福利的目的，也不符合制度性升級追求穩定、規范的法治手段。

避免宏觀調控擴大化，將制度性升級“制度化”，才能享受一波波“制度紅利”。

耐心看完不易，關于“制度性升級”的增長邏輯是否有所啟發？

參考文獻

【1】5G產業發展前景分析 對經濟產出直接和間接貢獻達萬億 ，前瞻產業研究院；

【2】制度、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，道格拉斯·諾斯，格致出版社；

【3】就業、利息和貨幣通論，凱恩斯，商務印書館；

【4】消費維權史 |“每個人都該感謝他”，清和，智本社公眾號；

【5】發展經濟學（音頻課程），清和，智本社硬課堂。